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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孟郊在《上达奚舍人》写道：“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南宋文学家周紫芝在《竹坡诗话》记载：李氏家族曾有一人在朝中做官极其清廉，公私分明。一天，他正在烛光下办理公务，有人送来一封家信，他当即灭掉公家蜡烛，点燃自家蜡烛，这才展阅信件。一支小小的蜡烛，且在无人知晓情况之下，竟有如此警觉和行动，着实让人钦佩。“公烛之下，不展家书”成为流传至今的一段清廉佳话。

北宋时，一位姓李的博州太守，为官清廉，对公与私的区分极其严格。一天晚上，他正在明亮的烛光下处理公务，突然衙役给他送来一封来自京城上司的信件，他收到信件后一言不发，立即认真读起来，谁知才看了一半，他就命衙役赶紧吹灭官家的蜡烛，自己取来私人的蜡烛，重新点燃后，才继续读完剩下的文字。原来，这封信的后面夹带的是在京城的家属捎来的一封家书，他认为应该做到“公烛之下，不展家书”。

《后汉书》曾记载:“巴祗为扬州刺史，夜与士对坐，处暝暗之中，不燃官烛。”巴祗是东汉末年的一名廉吏，曾任徐州刺史、扬州刺史，有友人半夜来访，他宁愿与客人对坐在黑暗之中畅谈，也不使用公家的蜡烛。虽几度任刺史，他却不将妻儿家人接来府邸同住，家中及个人日常开支严格控制，厉行节约，从不超出自己的俸禄，绝不动用公款。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历史上，一些公私分明的官员留下了很多佳话。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任职涟水军使，曾立下规矩:“凡涟地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元符二年，他离任之时，特意将笔端残墨置于池水洗尽，以示“来清去白、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是从政者必须恪守的本分与底线，古今同理。唯有保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的本分，坚守“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的公允，追求“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货利”的操守，才能身正影直、问心无愧。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立下三条规矩：“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一些亲友上北京看望他，当有亲友提出希望毛泽东帮忙介绍工作时，毛泽东一概不允。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生公私分明，为工作方便，他特意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工作服”:上衣缝了两个口袋，一只袋放公款，一只袋放私款。一次，他外出募捐，返校途中搭公交车时，他摸了摸，发现放私款的口袋一分钱也没有了，另一个放募捐来的款还在，可陶老丝毫未动公款，而是拖着疲惫之躯步行十几里返校。

不论是案头的一支公烛，还是笔端的数滴残墨，都是公私分明、公事不存私心的生动写照。无论是李太守、巴刺史、米芾，还是毛泽东、陶行知，他们在意的并不是一烛一墨、一厘一毫，在意的是公权一定不能私用，公事面前绝不能存私心。“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公与私的界限越分明，腐败现象就越少;公与私的界限越模糊，腐败现象就越严重。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对各种各样的“潜规则”，绝不可掉以轻心，不注意小节，否则就会守不住大节，最终难逃“大劫”，坠入贪腐的深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量案例表明，腐化堕落往往就是先从一次次红包礼金、一次次不守“小节”、一次次公权私用开始蜕变发展的。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清朝吴大澄描写浯溪山水《峿台铭》里的一段话来：“园林之美，豪富所私。山川之胜，天下公之。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大贤已往，民有去思，思其居处，思其文辞。”人的一辈子是十分短暂的，自古以来，山川石林的自然美景，有些人常据为私有，而山川的美景，是供天下人共同游历的。公共的东西永远存在，私有的不过一时而已，这就是“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道理。公、私二字是衡量党性强弱的一把尺子。作为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更不是任何个人的特权、私权。党员干部只有始终心存敬畏，心有所戒，行有所界，始终保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的本分，坚守“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的公允，追求“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货利”的操守，才能不为私欲所动，不为私情所困，不为私利所惑，才能身正影直、问心无愧，善得始终。（彭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