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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正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是清嘉庆年间山长袁名曜和学生张中阶合撰的。(资料图片)

▲张栻像，张栻是南宋理学家，执掌岳麓书院教务七年，将其变成理学基地。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资料图片)

弦歌不辍始于宋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山水的点染，总觉得缺了几分灵气。星城长沙，湘江西岸，一座不高的山，融秀丽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于一身，古人认为它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乃南岳衡山之足，故有岳麓之名。

岳麓山中清风峡，一座“爱晚亭”是长沙人赏秋的胜地，亭名源于唐人杜牧的千古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不少游客以为爱晚亭在杜牧那时就有了，其实它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起这座亭子的是岳麓书院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山长罗典。站在爱晚亭中，眼前那片浮现在苍翠间的建筑，正是岳麓书院，而它的故事要从宋代讲起。

宋代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出现于唐时的书院，在宋代大放异彩，尤其一批学问精深的理学家执掌各大书院，教授生徒，弘扬理学，蔚为大观。

说起宋代的书院，有“北宋四大书院”“南宋四大书院”等说法，在这两个名单中均有岳麓书院之名，但两份名单承载的意涵又不尽相同。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此时湖湘大地并入北宋版图不久，朝廷派朱洞出任潭州太守(潭州治长沙)，应地方士民的请求，设立岳麓书院。起初书院规模不大，功能也较为单一，到北宋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李允则为潭州太守时，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书院扩建了学舍，配置了学田，获得了朝廷赐书，并在书院内“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春秋祭祀，由此岳麓书院之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延续到后世。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岳麓书院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书院史上第一位山长周式，获得宋真宗的召见。这位宋真宗，便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作者，由此可见他是位颇为重视教育的帝王，也不难推测他召见周式的目的。周式办学有方，为国育才，宋真宗本想留他在京城中，担任国子监主簿，但他执意要回岳麓书院主持教务，宋真宗在他行前，御书“岳麓书院”匾额赐给周式，今天我们在书院大门看见的匾额即出自宋真宗的手笔，至于匾额下方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我们在下文再述。

北宋时代的岳麓书院，是一座以科举考试为办学导向的学校，随着理学的传播，岳麓书院开始转型，在此过程中，人称“南轩先生”的张栻贡献尤大。

张栻是湖湘学派的奠基者之一胡宏的弟子。两宋之交，岳麓书院毁于战火，胡宏有意兴复，遗憾的是，他未能实现这一宏愿。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知潭州，任内他不仅兴复岳麓书院，并且延请张栻主持教务。张栻有山长之实，而无山长之名，因为岳麓书院山长是自己的老师“所不得为者”，出于对老师的敬意，不受山长之衔。

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这篇文章中，张栻提到自己曾与友人造访新修好的岳麓书院，他“爱其山川之胜，堂序之严，徘徊不忍去”，他忍不住向友人发表自己对于这所书院的看法，他认为刘珙兴复书院，“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传何道?圣贤之道也。圣贤之道，要在一个仁字，仁不是高不可及的，而体现在我们身边的小事中，倘若能将在“事亲从兄、应物处事”中感受到的仁予以充实，“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

在这篇反映张栻教育理念的文章中，他用了多处反问，显示出改革书院教育的急迫。张栻前后主持岳麓书院教务七年，在此期间岳麓书院“由一所传习科举之学的学校转变为一所传习理学的学校”“由一所仅仅具有教学功能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具有教学和学术研究双重功能的学校”“由一所官学替代者的学校转变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

立德求学的指引

在张栻执掌岳麓书院时，还发生了一件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事。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特意从福建来到长沙，来到岳麓书院，与张栻会面，两人论学达两个多月之久。

在会面前，张栻与朱熹已通过书信交换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但均感纸面上的交流不够酣畅，还是见一面为好。如果要论两人的师承，都可以远溯到程颢程颐兄弟，但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彼此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乃至有冲突，亦在情理之中，据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可以想见高手过招的激烈。

这场会讲，是中国书院史上较早的一场会讲，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聚会一堂，将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彼此诘问，正是在不断的切磋下，学问才能向精深处走去。也正是因为这场会讲，让元代理学家吴澄发出这样的感叹：“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朱熹与岳麓书院的缘分实在不浅，将近三十多年后，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长沙，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平乱，但在公务之余，他对岳麓书院的教务十分留意。朱熹将此前为九江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引入岳麓书院，后世改称《朱子书院教条》。

学规首先标举出《孟子》中的五伦之教是学习的内容，再以《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问学之外，日常生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此学规开列出“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学习不只是在书院中，而应延伸到生活中。走出书院的大门，进入更广阔的生活世界，在书院中习得的涵养功夫要真实运用于实际，这是更大的考验，是更深的修炼。

朱熹立下的学规，是岳麓书院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规，影响深远。到了清代，岳麓书院学规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参观岳麓书院时，在讲堂处可看到一方石刻，上刻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条文通俗易懂，但要做到却不容易。

前十条以“立德”为主，要求学生们“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举止整齐严肃”，倡导节俭，“服食宜从俭素”，交友谨慎，“损友必须拒绝”，珍惜时间，“不可闲谈废时”。后八条以“求学”为主，要求学生们“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不仅要读古人的经典，也要“通晓时务物理”，如果读书至深夜，要求“夜读仍戒晏起”。

学规给学生们立德求学以指引，但对学规的实践仍视乎个人。好的书院，在于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学生们在此氛围中自然向慕圣贤，持敬守道，精进学问，磨砺品性。

楚材斯盛开新篇

在王文清制定《岳麓书院学规》近七十年后，即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问世了。今天站在岳麓书院大门前，游人总要驻足观看这副对联，这副对联是时任山长袁名曜和学生张中阶合撰的。岳麓书院的师生，自然是饱读儒家经典的，这副对联上联源出《左传》之“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地便以人才之盛而著称;下联源出《论语》之“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这是孔夫子称赞周武王麾下人才济济之语。

有人或以为此乃大言不惭，实则岳麓书院的办学成果，当得起这副对联。仅以清代为例，由明入清的思想家、以《读通鉴论》而闻名天下的王夫之，晚清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一位知识分子、著有《海国图志》的魏源，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倡导洋务运动的曾国藩，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就学。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尤其在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中，湖南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其中不少人或就读于岳麓书院，或与岳麓书院有密切的联系。

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岳麓书院再度面临着转型。清末新政实施学制改革，书院向近代学校过渡，1903年岳麓书院亦变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学堂又经历了复杂的沿革，直至今日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是幸运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些知名书院丧失了教学功能，甚至院址也没有保留下来，岳麓书院内的教学活动却存续至今，千年文脉未曾中绝。

漫步岳麓书院，一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让人既感亲切又觉得意外。

实事求是出自古代经典，《汉书》说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嗜书如命的河间献王，遇到好书，将原本留下，再抄写一份还给原主，唐人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基本是从河间献王求书的角度来阐释。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校长宾步程题写了这块“实事求是”匾，悬挂于讲堂。

二十四年后，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实事求是”作了一番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还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也有一段过往。1916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曾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他与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善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学会旧址即在岳麓山脚，而当年他与好友纵论天下的地方就在书院后的爱晚亭。

千年岳麓，文脉赓续，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罗慕赫)